新中国成立后,许多老干部被调任到地方工作,黄火青便是其中之一。黄火青的政治经历非常丰富,他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起步较早。在大革命失败后,黄火青被派往苏联东方大学特别军事政治班学习,提升自己的政治与军事素养。
1930年4月,他离开了莫斯科,回国后,他在苏联学习了不少知识,并且克服了语言障碍,虽然起初没有基础,但经过努力,他能听懂七八成的内容。此后,他被派回国内,分配到上海,进入安徽广德县的游击队,后来又调到红14军,担任团政委兼参谋长。1931年,他被调往苏区,并担任宁都起义后组建的14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,半年后转至红军学校工作。
1934年,中央红军开始长征,黄火青被调任红9军团政治部主任。9军团负责长征中的殿后任务。1935年,红9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后,黄火青随之加入了四方面军的左路军,参与了张国焘领导下的作战。然而,随着张国焘提出的“打到成都吃大米”口号,黄火青与张国焘发生了激烈的争斗。最终,他被调离重要岗位,正当他因病无法随军出发时,得到了老马夫的帮助,跟上了队伍。
在长时间的等待后,黄火青被调到党校工作,并在那里待了几个月。部队最终到达甘孜,准备与红二方面军会师。黄火青被调任到四方面军政治部,担任军人工作部长,负责敌军工作。虽然这个职位听起来很有分量,但实际上在甘孜草地上几乎没有敌军,他也感到自己缺乏实质性工作。
展开剩余65%后续,黄火青在散步时与任弼时交流,讨论了新的工作安排,最终他被调任到红6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,接替了甘泗淇,而甘泗淇则被调往二方面军。然而,黄火青对这一任命并不完全满意,因为他更希望能调任二方面军,哪怕是当一个普通的伙夫,因为他在四方面军中与张国焘等分裂分子的斗争中,遭遇了很多打压与排挤。
然而,黄火青的期望并没有实现。最终,他被调任为办事处主任,负责少数民族统战工作,这一安排让他非常失望,但他依然表示服从组织的决定。1936年10月,四方面军的三大主力军渡过黄河,开始西征。黄火青虽然负责敌军工作,但军事指挥上的了解并不深入,西征过程中四方面军失利,他与部分队员突围后前往新疆。
在新疆工作了三年后,黄火青于1940年返回延安,继续在党校工作。接下来的五年,他一直留在延安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他被派往冀察热辽地区,担任多个重要职务,主要负责地方工作。在天津解放后,他协助黄克诚、黄敬等领导工作,最终担任天津市委书记。
1958年,黄火青被调任辽宁省,开始主政地方。接下来的20年里,他的工作有过高潮,但也有低谷。在其中的13年里,他一直处于“靠边站”的状态,直到1978年才重新恢复工作,并被任命为最高检察院院长,重新回到工作岗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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