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长安的荔枝》首次发表于《收获》杂志2 021年“春卷”后于2022年10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单行本。
大唐天宝十四载，上林署监事李善德被同僚们联手蒙骗，接下“荔枝使”这顶看似荣耀实则催命的官帽——要在贵妃诞辰前将岭南鲜荔送入长安。荔枝“一日色变，二日香变，三日味变”，岭南至长安五千余里，山水迢遥，这分明是一条由时间与空间共同构筑的死亡之路。
李善德并非不知此任荒唐。然而当真相撕裂，他只能在绝望中攥住一丝微光：“就算失败，我也想知道，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。”这一腔孤勇，最终不过是专制巨轮下微不足道的注脚。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，个体命运如同被碾压的尘埃，卑微而无力。
这“不可能完成”的任务本身，便是一面照妖镜，映射出专制体制的荒诞本质。贵妃齿间渴望的那一点清甜，竟需倾举国之力去填满。权力意志的扭曲，竟能将个人口腹之欲，瞬间异化为整个帝国的疯狂律动。这荒谬如利刃，剖开体制的深层病灶：在权力的金字塔顶端，帝王一念，便是天下苍生头顶不可测之雷霆，荒唐亦是天条。
展开剩余72%权力盛宴下的血色果实令人窒息的是，在这架庞大的统治机器中，荒唐从不会遭遇质疑，只会被层层推诿与转嫁。从深宫到岭南，无人敢言“荔枝不可至长安”。权力链条上的每一环，都熟练地将责任如烫手山芋般向下抛掷。李善德，不过是这荒谬传递链条的末端承接者，一个被精心选中的牺牲品。这种自上而下、心照不宣的“替罪羊”机制，正是专制体系维持其病态运转的冰冷逻辑。
这种逻辑在蒲松龄《促织》中早已显现其狰狞面影。华阴县本无蟋蟀，然县令偶然进献的一只善斗之虫博得圣心，竟使岁贡蟋蟀成为定例。于是层层盘剥，成名等小民为觅一虫而倾家荡产。权力机器一旦启动，其碾压的惯性足以摧毁一切理性边界，将个人命运化为齑粉。
其根源在于权力的绝对垄断与等级森严。“黜陟之权，在上台不在百姓。上台喜，便是好官；爱百姓，何术能令上台喜也？”（《聊斋志异·梦狼》）此语如冰锥刺骨，道破专制官场的终极生存法则。在权力金字塔中，官吏的命运悬于上级好恶一线，百姓疾苦不过是遥远模糊的背景噪音。 君权如天，不受制约，官吏权力唯源于上而非源于民。正是这种结构性困境，使得任何理性声音在权力意志面前皆成禁忌。
于是，为了帝王一物之喜，整个社会被强行扭曲、动员。上至官吏，下至黎庶，皆被卷入这场为满足权力顶端私欲而进行的残酷绞杀中。《促织》中，一只蟋蟀能使人“裘马扬扬”，亦能使人“转侧床头，惟思自尽”；《荔枝》里，李善德拼尽性命，只为将几颗可能早已变味的果子送到长安，博贵妃一粲。帝王一跬步，皆关民命；权力一嗜好，便是无数蝼蚁的血泪祭坛。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杜牧的诗句早已写尽这盛世的残酷与遮蔽。红尘深处，是无数驿卒倒毙的枯骨，是沿途州郡被榨干的民脂民膏。
专制权力不仅掠夺物质，更深层地制造着精神的荒漠。在漫长的等级压迫与精神高压下，奴性已沉淀为集体无意识的毒瘤。民众在恐惧中卑微生存，人性在扭曲中麻木沉沦。如蒲松龄所叹：“天子偶用一物，未必不过此已忘，而奉行者即为定例。加以官贪吏虐，民日贴妇卖儿，更无休止。”
李善德最终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？这已无关紧要。在权力的血色盛宴中，他的挣扎与倒下，只是无数被碾碎灵魂的缩影。那几颗抵达长安的荔枝，早已不再是岭南枝头的清甜果实，而是专制肌体吮吸民髓后吐出的残渣。
《长安的荔枝》与《促织》相隔时空，却以相似的荒诞与悲怆，共同奏响一曲专制权力的安魂曲。它们揭示了一个永恒的真相：当权力彻底垄断、毫无约束，当个体价值被宏大叙事彻底吞噬，人性之光便在扭曲与黑暗中艰难喘息，直至窒息——这是历史长河中，无数血色荔枝与蟋蟀共同书写的残酷寓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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